事实上,《易经》学术思想的根源,如果离开象数,只是偏重儒理,对于中国文化来说,未免是很大的损失。古人所谓“象外无词”,也便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,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,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,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,开发更大的光芒。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,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。例如焦延寿的《易林》,京房的《易传》,南宋以后邵康节的《皇极经世》,以及假托邵康节所著的《河洛理数》,明代术数家们所著的《太乙数统宗》等易书,虽然对于易数易学别有心得,完全不采用《周易》的原意,大胆地创造卦爻辞例,便仍困于灾祥休咎的观念,演唱会作人事吉凶的判断,并未扩充到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,串通万物之情的境界。
清代的儒者,研究易学的风气颇盛,如王船山、惠栋、江永、焦循等,都有专著,唯仍多依违于汉,宋儒易的范围,为清代的经学生色不少,如近人杭辛斋、沿秉和颇得数的效用,亦自成家。 |